松井先生和他的太太都是东京的公司职员，典型的双职工家庭，年收入900多万日元，日子过得不算紧。盂兰盆节假期，去松井家做客，席间我问松井：“你在家做不做饭、洗不洗衣服？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挺坦然：“这些不都是她的事吗？”松井太太没接话，只是苦笑了一下，那笑里带着一点无奈，还有一点“反正说了也没用”的认命。
日本在昭和年代，流行过一首歌，叫《关白宣言》，歌词大致是这样展开的：
把你娶进门之前，有些话得先说清楚。可能有点严厉，但听好我的真心话。
不许比我先睡，也不许比我晚起；
饭要做得好吃，人要一直打扮得漂亮；
别忘了，不会赚钱的男人根本守不住家，所以你有你才能做的事，其他事别插手，闭嘴跟着我走就行……
“关白”是日本古代辅佐天皇、实际掌权的最高官职，相当于宰相，现代日语里引申出“亭主关白”——意思是家里由丈夫说了算、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样子。这首歌就是用这个词做标题，以一个即将结婚的男人的口吻，对着未来的妻子“宣布”一堆规矩，现在看起来，极其笑话。但是，在1979年，这首歌曲的唱碟卖出了160万张。
在这一种风潮的推波助澜之下，“昭和男子不进厨房”成了当时大男子主义的标签——日本男人在家务上的参与度，在发达国家里成了垫底。
研究家庭社会学多年的立命馆大学教授筒井淳也，长期盯着日本家庭的家务分工问题。他的判断很直接：日本男人之所以不愿做家务，根源在于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家务劳动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懒，是“看不见”。
第一个盲点，是把“劳动”这个词，天然等同于“公司里的工作”。在很多日本男人的认知地图上，劳动意味着能换来工资、能带来成就感的事情。加班到深夜、被客户骂、做报表做到眼花，这些都叫“干活”；做饭、洗碗、叠衣服，则统统归入“琐事”。家务既不创收，也谈不上什么绩效指标，价值自然被判定为零。可现实是，家务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，唯一的区别只是“有偿”与“无偿”。本质上，它们都是维系家庭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劳动。意识不到这一点，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动力去分担。就像有人觉得空气免费，所以从不珍惜呼吸一样——直到某天空气突然变得稀薄。
第二个盲点，是没能看清家务背后隐藏的三重价值。其一，家务让全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。男人在外拼命挣钱，出发点不也是“为了家人”吗？两者其实完全一致。其二，参与家务能让夫妻关系更加融洽。这种“家务即情感投资”的认知，很多日本男性至今没建立起来。他们宁可周末去打高尔夫、去居酒屋和同事吐槽上司，也不愿花半小时和妻子一起收拾厨房。其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——正是因为有人把饭做好、把衣服洗净熨好，才有人能穿戴整齐、精神饱满地去公司拼杀。无偿的家务劳动，恰恰是有偿劳动得以顺利运转的地基。两者从来不是对立关系，而是互相支撑。可惜，很多人只看见地基上那栋大楼的光鲜，却看不见下面那层泥土有多重要。
第三层原因，则要往更深处挖——“男子气概等于会赚钱”这套价值观，依然根深蒂固地嵌在许多日本男性的自我认同里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原本愿意平等分担家务的男性，一旦遭遇失业、暂时失去经济来源，反而会立刻停止做家务。这背后的心理逻辑并不难理解：既然已经无法在“挣钱养家”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男性价值，那么全职投入家务，多少会被视为一种自尊心上的退让，仿佛连最后一块“男人的阵地”都放弃了。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路径依赖，比单纯的懒惰更难松动。它像一块老旧的硬糖，含在嘴里久了，连舌头都习惯了那股固执的甜。
当然，问题并非单方面存在。日本社会里，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把“擅长持家”当作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。一旦丈夫主动插手厨房和洗衣机，反而会被解读为“你是在嫌弃我做得不够好”。夫妻双方即便理智上都认同“应该平等分担”，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却常常磕磕绊绊。最终往往还是那句“算了，我来吧”，把担子重新扛回自己肩上。这种微妙的心理拉锯，比单纯的性别对立更难解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一组调查数据：即便男人开始承担一部分家务，妻子的实际负担却几乎没有减少。换句话说，日本男人即便“参与”了家务，也常常只是浅尝辄止、缺乏章法，并没有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。洗碗只洗表面，扫地只扫看得见的地方，买菜从不看保质期——这种“参与感大于实效”的操作，最终只会让妻子更累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在跨国比较研究中，日本男人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里“家庭功能性最弱”的一群人。
其实，这场关于“谁该做家务”的拉锯战，考验的从来不只是分工技巧，而是整个社会愿不愿意重新定义“劳动”的边界——让有偿工作与无偿家务获得同等的尊重与评价。当“赚钱养家”不再是衡量男性价值的唯一标尺，当男人能够坦然承认“把地板擦干净也是一种成就”，或许才是日本家庭真正走向平等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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